就今天而言，一个领导干部仅仅廉洁奉公或仅仅能干事、有作为，都不够全面，只“廉”不“能”是庸官，只“能”不“廉”是贪官。
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做一名“善吏”。“善吏”首先应该是廉吏和能吏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官员只有具备了“廉”和“能”，才能称得上是一位“善吏”。
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上说：“我在上海工作时讲过，‘人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；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
公生明，廉生威’，周谷城先生听到后，说这段话很好。这段古代名言，我从小就会背诵，就是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你们大家有兴趣，就帮着查一查，查到出处后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。”
此后，朱镕基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这段古代名言。朱镕基所说的这段名言，出自我国明代着名的三十六字官箴：“吏不畏吾严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
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相传为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定所撰并勒石立碑，这段名言便被后人奉为官箴。
三十六字官箴最核心的两个字是廉和公，二者当中，廉为先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没有廉，公也就无从谈起。因此，为官之道，应廉字当头。
在中国的清代，曾经出现过两个着名的廉吏：一个是礼部尚书张伯行，他为官清正，被康熙皇帝称之为“天下清官第一”。
张伯行任江苏巡抚的时候，为禁下属送礼，专门发布檄文：“一黍一铢，尽民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即受一分之赐；要一文，身即受一文之污。”
另一个就是兵部尚书于成龙，于成龙任两江总督3年之后病逝于南京署中，仅有的遗物是一个破箱和一个瓦缸，瓦缸中粗米数斛，破箱内只有一套官服、官靴。
前来悼念的官员无不相哭失声，就连“平时心惮成龙者，俱感动流涕”。康熙皇帝称赞其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古往今来，一条铁律：贪官身败名裂，廉吏名垂青史。对于领导干部而言，历史是一面光鉴的镜子，是做贪官还是做廉吏？道理不言自明。
能吏的反义词是庸官。庸官的危害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官影响恶劣，但是，在官员队伍中，如果庸官居多，其危害之大、影响之深远比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庸官主要是指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不愿意担当，遇事明哲保身、推诿扯皮的官员。庸官的为官哲学是“不干事；不出事；干事越多，越容易出事；因此宁愿不干事，方保不出事”。
东汉学者班固曾经给这类官员画像曰——尸位素餐，比喻占据职位而不做工作的人，正如祭礼中的尸，只坐在位上，不必做任何动作，白吃饭，不干活。
其实，庸官的危害还不仅在于此，他们不善于谋事，却善于谋人。这些官员往往善于经营人际关系，自己不干事，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干事，拉帮结伙，攻击干事者，给干事者泼脏水、使绊子。
此外，吹牛拍马往往也是庸官的长项。以至于导致一种社会现象：佼佼者常受抑，平平者常通达。如何做一名能吏呢？这就是敢作为、有作为、会作为，能干事、干成事、干好事。一言以蔽之就是：敢于担当。
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八章在解释“上善若水”的时候把善分解为七层含义：“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”
其中的“正善治”即“政善治”，善治应当是治理的最高境界，但善治的前提是要拥有“善吏”，换言之，有“善吏”方能实现善治。
张伯行自幼即聪敏好学，受父亲、祖父的影响，品德也很高。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。在康熙二十年，即公元1681年，张伯行考中了举人，四年后中殿试三甲八十名，赐进士出身。
历官二十余年，以清廉刚直称。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着名。学宗程、朱，及门受学者数千人。谥清恪。
康熙三十一年，即公元1692年，补授内阁中书，从此步入仕途。张伯行做官虽晚，但他任官始终忠于职守，克勤克俭，因而声名闻于天下，不但康熙皇帝对他多次表彰、擢升，百姓也称赞他是"天下第一清官"。
在康熙四十二年，张伯行授任山东济宁道，当时正值灾荒，人民流离失所。他就让人从家中运粮食救济灾民，又捐出几船钱帛分发给百姓。
到任后立即开仓赈济，帮助百姓渡过难关。为此，他被指控擅动仓谷，应该革职问罪。张伯行认为"仓谷为轻，民命为重"，据理力争，最终使上司免去了给他的处分。做官为民是张伯行始终坚持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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